但是，人民银行的这种改革逻辑存在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第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应该对这个地区的产能有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到过剩产业中去，然后拿出一些政策措施，有效地遏止过剩产能的蔓延。如果城市未来最终人口在1000万，住宅需要4亿平米，多了就过剩。

这两种之外的债务，就是非标债务，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帐款、社会凭证以及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重庆现在有1+3四个保税区，也有20多平方公里，我们哪怕发挥外高桥1/3的功能，300亿美元的保税物流，这种既不是一般贸易业务，也不是离岸贸易业务，要做起来。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建立排查台账销号制度。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

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每台利润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和工人的腰包。由此可见，除非从根本上颠覆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放弃或改写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理论。金融抑制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人为压低资金成本，补贴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工业化和GDP增长。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对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极为有利，但对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十分有害。

提示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要慎之又慎。本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30%与80%分别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持有。

中国经济金融的成功转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政府垄断金融活动不仅意味着金融服务市场（银行业、证券业）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而且意味着居民储蓄或民间资本不允许在海外配置。法裔美国经济学家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汇管制、要么丧失货币主权的二元悖论。因此浮动汇率与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性。

货币的国际化是货币的计价结算、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等功能在国际领域的拓展。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其外在标志是在于政府拥有国际公信力并实现国家信用AAA等级。从改革开放30余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中国曾经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铁杆支持者。

特别是危机期间，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更让领导人寝食难安。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储备资产的收益性或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以及国内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开放。

如果我们的对外经济活动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就可以避免国际汇率风险，并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举例来讲，缅甸在殖民地时期（1886 -1937年）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要求一再被英国压制，直到1952年缅甸独立四年后才得以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Turnell，2005）。

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贬值趋势实现了出口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对美元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对美元储备地位的维护上。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致中国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泡沫膨胀的传递渠道。其实从更深层次看，还有货币主权问题困扰着中国的领导人和货币当局

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每台利润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和工人的腰包。  2014年5月，笔者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智库在杭州合作举办的记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

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贬值趋势实现了出口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

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这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致中国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泡沫膨胀的传递渠道。

但是，人民银行的这种改革逻辑存在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货币当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镑作为准备金（Fischer, 1982），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Shannon, 1951, 1952），英镑也由此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储备资产的收益性或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以及国内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开放。本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30%与80%分别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持有。

本来2006年金融抑制政策应该全面退出了，但是我们的金融改革出现整体延误，从而使事物走向了反面。人民银行的改革逻辑是放弃汇率稳定目标，推进真正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外汇管制，完成官方储备转变为民间外汇资产的分散化过程，并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法裔美国经济学家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汇管制、要么丧失货币主权的二元悖论。英镑在世界贸易结算与支付中占到60%的份额。

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难道中国不想摆脱人民币对美元的附属地位？难道中国不想建成金融经济强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是无须质疑的。

就国际货币及其计价资产的安全性而言，发行国的政治稳定和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其核心要素。政府垄断金融活动不仅意味着金融服务市场（银行业、证券业）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而且意味着居民储蓄或民间资本不允许在海外配置。作为名词的金融强国，可以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作为动词短句的金融强国则是通过做大做强金融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另外，全球外汇市场的年交易额已达800万亿-1000万亿美元，其中没有真实经济背景的，出于套利或套汇等动机的纯金融交易已占97%。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建成经济金融强国是同一过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金融强国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虽然随着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美元会有3-5年升值期，但是如果花旗集团（2010）总结的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规律得以延续的话，2018年前后开启的美元十年熊市对中国而言将十分凶险。

这就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始动力，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目标。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尽管学界十数年前即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真正作为国家战略的确立应该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金融的行政垄断带来两个不可避免的严重结果：一、市场信用基础长期缺失，即使是商业性的金融活动也都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导致风险集中转嫁国家的严重机会主义、金融腐败和金融秩序的混乱。